百岁军旅诗人于行前与我的情缘

作者 郝晓林        

书香门第的热血青年遇到十位抗日姊妹

于行前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河北省黄骅市的一个出香门第，祖籍是山东文登。父亲当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留学日本，和周恩来、童冠贤等一起参加“新中国协会”。

     幼小于行前就生长在这样的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和良好的教育，在天津读完小学，接着就读于天津一中。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的父亲被委任国军第六战区，在冯玉祥的麾下，任行政督察少将专员。于行前和很多流亡学生一样，到了大后方。执政当局，深知这数万计的爱国、有知识的青年将来必定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以安置培养他们为目的，分别成立国立一中，二中，三中乃至十中，政府给予减免学费，发放军服。一九四三年的国立一中校长叫杨玉如，是于行前父亲的同学，于行前就进了国立一中，继续完成他的中学学业，杨校长和于行前，既是师生关系，也像父子一样，就这样，他从河北到河南，就在这个中学开始了他全新的中学生涯。

     我的姑奶奶郝青云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也流亡到了河南国立一中。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做宣传、抗战保国，有大部分学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一天晚上，一个叫顾克明的老师被国民党发现而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受尽酷刑。由于意志不坚定，承认了这是共产党组织，自己是这个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同时还交待了党组织的其它人的一些名单。

    随即同学杨涛悄悄找到于行前，并告诉他这一突发情况，为逃避国民党的抓捕，迅速离开学校，准备一起奔赴延安。

    他们连夜一起沿公路西行。由于通往延安的路上，国民党的盘查岗哨，路卡密布，跑了二天，到了青水，进入国立十中继续读书。

     于行前在这个学校，结识了进步人士、他的老师万曼。常去万老师家里讨教，学习他的进步思想，并与挚友刘炳善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取名《驼铃》，得到了万曼老师的支持，并由万曼老师题写了刊名。

      一九四四年，他除给自己办的刊物《驻铃》写稿外，还在当时的《行都日报》发表了大量的诗作。

   《行都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由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进步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胡愈元，夏衍发起主办的，主要反映抗日的舆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鼓励国人积极抗战。于行前用“戈金”的笔名，也在《大公报》发表不少进步诗作。

    由于经费的问题，《驼铃》不能按时按期出版，他与搭档刘炳善想尽了很多办法。这时，忽听到国民党发动青年学生参军，并要从中选拔一部分干部到重庆进修。他与学校最要好的十名男、女同学结成“十姊妹”离校，他们说：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这里没一张安稳的课桌，不能上一节安静的课，我们要走出教室打日本去，弃文从军，有的到重庆参加了国军，有的通过新四军办事处，辗转到了延安。

     于行前就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响应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号召，到湖北大悟山新四军五师抗日前线去。在中央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装扮成店员，乘船顺长江顺水往东，出瞿塘峡，在黛溪上岸，穿过三里坪，天鹅池，龙王冲到湖南津市。然后通过长江堤岸过江，经过敌我交错的地区，才到达四望山，在新四军第五师党委“青年干部训练班”进行短暂学习之后，分到部队基层，转战南北，被分配到了五,分到部队基层,转战南北。

     我的姑奶奶郝青云是女兵，比他幸运，把她分配到了湖北京山。比于行前的路程短，少了中途敌人的一些盘查。

于前行跟随王震部队中原突围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和八路军359旅王震部，奉中共中央命令开始中原突围。

     于行前被分配到中原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驻扎在湖北四望山，六月二十七日离开驻地陈家湾开始行动，连续作战，穿过鄂豫两省、准备到陕西。

     六月二十八日，在小石门驻扎了一天一夜。二十九日早晨，直奔深山，这里树木密布，整个山谷密密麻麻都是新四军，于行前所在部队在这山坡下停下来，和新四军坐在一起。他一看是李先念司令员在作动员报告：戴着一顶草帽，站在一块巨石上，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的严峻，他告诉所有的突围指战员，蒋介石已集结、出动了30万大军围剿我们，我们要誓死突围，保存革命的火种消灭老蒋。

     随后，王震副司令员也作了鼓励发言后，所有参战人员握拳擦掌并高呼：突破重围，打垮敌人！

     太阳西斜时，部队开始向西北前进，快到平汉铁路线时，因为铁路旁有敌人的一座碉堡双方打了起来，后续部队听到了前面的先头部队与驻守在碉堡里面外的敌军进行遭遇战，后面的部队听到枪声，迅速隐蔽，前面的遭遇战打得激烈，他们炸毁了敌人的碉堡，很快就撤退，走另一条路继续前进。他们这才跳出了敌人的卡哨。

      这场战斗结束，已是东方大亮，部队继续西进。

     七月二日早晨，于行前所在的文艺工作团集合，由团长徐苓传达司令部的决定：政治部文艺工作团编入中原军区干部旅，原建制不变，徐团长任突围连长，胡代卫任指导员，徐苓下达突围命令后，政治部文艺工作团的干部旅先行突围，就在这时，敌人的飞机已临村子上空，随即命令大家分散隐蔽，防止敌人扫射。可敌人没发现目标，在村子上空转了几个圈就飞走了，晚上就地宿营，命令第二天行军。

      夜里下起了大雨，战士们的衣服被大雨淋湿了，仍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

七月八日，他们所在的突围连冒着大雨，克服了缺粮的饥饿，穿着被雨淋湿的军装，才走过了河南新野的白河。

      七月十三日，准备渡丹江。由于连续几天的大雨，江水上涨，徒步困难，部队在一个小树林里集合，好在大雨过后，道路泥泞，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行动缓慢，大家团结一心，放下包裹，轻装上阵与敌人赛跑，顺利地在敌人的前面强渡了丹江，他们的干部旅以及政治部文艺工作团，直接跟随王震的大部队继续突围。

      干部旅的官兵都是些文弱书生，由于部队的急行军，有的同志掉队了，有的生病了，商量化装突围，他所在的党支部形成统一意见后，由于行前和政治指导员胡代卫向王震汇报。王震说：“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在革命的熔炉里得到了锻炼，将来革命胜利了，他们是建设祖国的栋梁。”随即叫来旅部的参谋拨出一部分现款，给了胡代卫，胡指导员把钱又转给了于行前，随后，分发给了化装突围的人员。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三十日，于行前顺利到了西安，见到了以前读书时的同学刘炎。

     休息了几天，他按出发前的命令，去河北邯郸新四军五师干部管理委员会报到，他乘陇海路的火车离开了西安！八月二十日才到达开封。

    随后，又通过王同礼同学的关系，搞到了一张开封城防司令部去河北的通行证，两人一起于八月三十日离开开封，乘火车到达郑州，然后又换乘平汉铁路的火车去安阳，从安阳又搭上开往解放区的大车，九月七日到达邯郸，通过打听，他找原先的部队，就在这一天傍晚，他在报纸上，看到了王震已率领的359旅胜利到达了陕甘宁解放区，这也标志着他们突围成功。

我与于老的情缘

      二 OO二年，我到沙市去看望离休在家的姑奶奶，可是她不在屋里，我等了好几个小时，才回来，很兴奋，我问她，到哪里去了，这么高兴，她说：“我跑步到荆州军分区玩了的。”我问她“您到那里干嘛？”她告诉我，司令员是她的战友，我很纳闷。从来没听到您说什么战友、同学的事呀，她才慢慢告诉我，她搞革命、参军的事。

      她说，现在趁还能走动，到处去玩了一圈，把这次的喜事，也告诉了荆州军分区的司令员。

     她在南京的一个战友的女儿，邀请她过去的。

     这个战友当时做地下工作，含冤而死，其女儿要为其母伸冤平反，要请几个一起与她母亲参加革命的战友前辈补充些材料，证明其一直在为党的事业工作。我姑姑认为，她与于行前还有其他战友中原突围后随军南下，关于这个在隐蔽战线工作的战友后来的事一概不知也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以前的事，但出于礼节和战友情分，就去了，当她到南京时，南京的二个战友已经到了北京，她随即赶到北京，到于行前家里集中，搞了个60年后的同学聚会。

     当年的“十姊妹”只剩四五人了，但都不能直接证明她后来是否脱党、是否真成反革命的。这几名战友，与于行前商量，一起去找当年国立一中的同学江泽民。

    因为江总书记国事繁忙，由于行前预约后，终于见到了昔日的老同学江泽民，几十年没见的老同学聚在一起，互相相识。相互问候，江总书记听他们报上名字后，拿出了当年纸页发黄的同学册对照姓名。

     “这上面的名字叫郝云，应该是你吧？”

        我姑奶奶说：“是我呀。”“那你刚才说你叫郝青云呀”。

       总书记问的认真，也是在半开玩笑。在白色恐怖下改名换姓是经常的，我姑奶奶说：“当年在学校，我确实叫郝云，离校后参军，刚开始在国军部队，因为帽徽是青天白日徽章，所以就在名字中间加上了‘青’字，结合后面云字，是指白云，只有在白天，才能见白云。”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总书记说：“虽然都老了，但模样，还能见到当年的一些影子。”

他们把来意告诉总书记后，准备离开时，江总书记对姑奶奶说：“我和你最亲，因为我曾经也在湖北工作过，你要回湖北了，我写个条你手里带回去。”

      我姑奶奶兴奋地接过总书记写的纸条，小心翼翼地放在包里。

      讲到这里，我也兴奋不已，迫不急待地说：“你给我看看，让我也亲眼看看总书记的指示，聆听老人家的教诲，沾沾喜气。”她说，“你来迟了。”我脸色一变，她见我狐疑的脸色便说：“因为我也很兴奋，回沙市后，去离休前的单位，被单位的领导拿走了。”

我纳闷，他们为什么要拿走呢？

      姑奶奶告诉我，他们说：“您是我们单位的老干部，这是总书记亲笔写的东西，要放在我们单位，作为档案存放，这是我们单位的荣誉。”

      随后，她拿出了在于行前那里带来的一些书籍和手稿，我还清楚记得于老写的那本《首都第一任公安局长》。

      二OO七年，姑奶奶因直肠癌去世。

      这个时候，二OO五年三月开始于行前担任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会长（当时贺敬之是名誉会长），世界生产率科学联盟中国分会会长。

      二OO七年通过当时该协会的常务副会长蒋秋霞同志，我与于老联系上了，经常打电话问候，有时写信。

      二O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我到北京去看望我尊敬的于行前爷爷。走进他住在北京南湖的复式楼，一楼大厅就是一个大书桌，几排书框，摆满了书籍，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看到他家里简朴的摆设，油然地产生了敬意，一个木长条沙发，屋内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这就是一个副部级干部的住宅。这就是一个当年小八路、老干部的休息、学习、养生地，这种简朴的居屋，永葆着革命老干部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的本色。

      这时，他的夫人程云英奶奶也过来和我打招呼，于爷爷向夫人介绍我，说这是同学、老战友郝青云的孙子。她也非常热情，见我额上有汗，给了我一把巴扇，招呼坐下后，去泡了一杯茶端给我，也和我寒暄起来。

      慈祥的程奶奶，也算和于爷爷是一对革命伴侣，解放后于爷爷在北京公安局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开国典礼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于行前身着制服，手护着腰间的手枪，站在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头，神情专注，因为他的身后，是站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他无比激动，他亲眼看到、也亲耳听到毛主席挥动铁臂、高亢的语调。

      一九五O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程云英奶奶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读书，革命的浪潮激动她那颗年轻而单纯的心，她毅然报名参加志愿军，要求赴朝鲜作战。根据当时国内反特斗争的需要，批准她参军后，把她留在了北京公安局，担任翻译工作，他们从相知、相识到相爱，结成了革命的伴侣。她老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可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平易近人，我永远不忘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他找来几个老作家和我座谈，推荐我入中国作协，我哪敢接榜。

       我将要离开他家时，他特意送给我，还是以他笔名“戈金”暑名的诗集《枫树情》和《风雨缘》两本书，还在书的扉页上签署了他的大名“于行前”。

       百年沧桑，诗笔如枪。于行前爷爷的一生，是在烽火中淬炼的诗行，是酒杯里沉淀的星河。从中原突围的硝烟到文化殿堂的墨香，他将战士的豪情与文化的风骨，酿成了岁月最醇厚的篇章。

      今天，当春风拂过他曾守护的山河，当诗页翻动他写下的铁血与浪漫，我仿佛仍能听见那支不老的钢笔，在时光深处轻轻吟唱——唱信仰的炽热、唱生命的辽阔。他的背影，永远站在诗与酒的交汇处，站在我们仰望的星空中央！

       作者介绍：郝晓林，出生于一九六二年，中共党员，法律工作者，湖北省仙桃市作家协会会员，从80年代开始，在国家级省地市、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载作品200多篇，其代表作有：《警徽，在转辗千里的国防线上闪光》、《先辈的善德给了我们福报》和《四代人的参军梦》等。